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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利777官网手机版 - 旧世界的荣光与新世界的希望

来源:ag视讯 发布时间:2020-01-09 17:00:33 2160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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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利777官网手机版,作者:刘保云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于1929年至1930年横穿亚欧大陆的游记,这次旅行也是汤因比一生中唯一一次中国大陆之旅。

汤因比从伦敦出发,自西向东穿过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多地,到达东方的中国和日本,随后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苏联回到英国。他先后使用了私家汽车、客车、蒸汽船、火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游览了各地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新式建筑,他尤其重视亚洲各国的“西方化”问题,以生动的文字、深刻的思考,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面貌进行了描绘和洞察。尤为重要的是,汤因比将中国称为“新世界”,将欧洲大陆称为“旧世界”,这次从旧世界前往新世界的深度旅行,使得汤因比目睹了一个历史悠久、拥有新的发展活力的中国,更对他加深理解亚洲各文明带来了重要帮助。

不同寻常的考察路线

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双年会(时称“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日本京都举行,时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任职的阿诺德·汤因比应邀前往。早前,汤因比作为古代史研究者,已开始基于自身的希腊研究根底,从比较研究的视角,以“文明”为中心来思考所谓希腊文明、古典文明、西方文明、欧洲文明、东方文明、中东文明的问题。此次代表大不列颠参会,他为了拓展自身对不同文明和不同世界的认识,特意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赴日路线:去程从伦敦出发,自行驾车横跨欧洲,取道巴格达走陆路穿越伊斯兰世界,然后乘船经印度、东南亚、中国抵达日本;返程则从日本乘船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坐据称史上最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坐火车回到欧洲。这样一趟用约六个月的时间往返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旅途本已惊世骇俗,但对今日的中国人来说,汤因比的这次远行还另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他特意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前来中国考察。或是因为此行在中国停留最久之故,汤因比在1931年结集出版自己赴会途中所写的随笔和笔记时,将该书冠以《中国纪行》之名。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闭幕后,汤因比一行在日方的安排下乘坐火车,经朝鲜半岛前往中国。行经朝鲜半岛时,汤因比未曾有机会与朝鲜方面直接接触,只远远看到站台之外的朝鲜人。可是等到火车抵达沈阳时,虽然那里的火车站台也同样处于日本管辖之下,但是中方却站在站台上等待,并坚决要从此地开始自日方手中接管汤因比一行。面对日方的威势,中国人的“勇敢”完全不同于朝鲜人的“温顺”,这虽霎时间滋生出一丝丝剑拔弩张的态势,甚至让汤因比“有点儿担心我们这些人快要成为一场无意的——因我们自身而起的——‘中日冲突’的无辜受害者了”,但此事终究以日方的让步而告终。因此,自11月17日抵达沈阳火车站起,汤因比一行便在中方的陪同下踏上了这趟中国之旅。他们穿行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用1929年最后的时日访问了丹东(安东)、长春、沈阳(奉天)、哈尔滨、大连、北京、天津、威海(威海卫)、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上海是他们这趟旅行的最后一站,汤因比在这里度过了1930年的元旦。1930年1月3日,他又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神户,自日本踏上归家的旅途,最终于1930年1月29日返抵伦敦。

波谲云诡的激烈交涉

在汤因比访问中国的这个冬季,国民政府正与西方列强就如何废除领事裁判权一事进行激烈交涉,尤其在年底之际,形势可谓波谲云诡。1929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颁令称自1930年1月1日起所有外国人在中国“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意欲全面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两天后,1929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又发表《撤废领事裁判权宣言》,宣称12月28日的命令只是一种步骤。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强调,具体如何实施这一政令有待于外交上的折中。到1930年1月2日,法美等国发表声明,宣称不接受中国单方面取消各国在华享受的领事裁判权。可见,要想废除领事裁判权,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说起来,国民政府早前于1928年就已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当时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一共15个,意、比、葡、丹、西五国同意期满改订新约,日方则完全反对废除旧约。1929年4月份,国民政府又对英、法、美等六国发出照会,强烈要求各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各国还是只在口头上表示答应,实际上却又毫无作为。而且即便是那些改订的新约,也只是书面上承认废除领事裁判权罢了,在执行层面,各国又用附加条款来对其多加约束。

中方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之事,汤因比至迟在京都与会之时就已有耳闻。自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创办起,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就一直位居学会会议的议题之列。1929年这场大会上,组织方一共设定了八项议题并将其分成了四大四小八场圆桌会议,中国外交问题和中国东北问题占了四场大圆桌会议的一半。撤销治外法权和取消租界与租借地是中国外交问题讨论的核心。不过虽然与会各方围绕中国的“治外法权”进行过激烈的争辩,但汤因比当时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地停留在与会中国青年男女的风度上。

通过比对中日两国青年的会场表现,他在《中国和日本的旧时今日》一章探讨了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性差异。根据汤因比的观察,与会的中国青年毫不在意同侪如何评价自身的表现。就算他(她)力有不逮,因为“无能”而把一个关乎“治外法权”的紧要问题弄得一团糟,他(她)仍然举止轻松、自得其乐,对这种行为可能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完全不以为意。粗浅来看,汤因比这样的评价似乎不无道理,但仔细去想,我们很难说他这样的判断不是源自当时西方人面对中国人的抗争素有的冷漠立场。

巨大的认知偏差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召开之际,中方本着对前两届会议的良好印象,普遍对这一届会议的成效寄予厚望。自1929年夏天开始,中国新闻界就已开始报道此次会议的相关信息。到9月下旬,一些英美代表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问题,于赴会途中顺路造访中国,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款待,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这为中国承办下一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做足了舆论准备。但当被问及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东北问题时,学会职员萧特维尔特别强调,太平洋国际学会并非官方机构,双年会只能提供基于事实的交流机会,并不会产生决议。但即便如此,不少国人仍然寄望于此次会议来揭示中国问题的真相,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歪曲印象,影响国际舆论乃至对各国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来华的英美代表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各界竟会如此重视即将到来的京都会议。这一方面揭示出中外各方对京都会议的认知存在着较大偏差,同时也预示着中方的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中国代表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意见并未在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上得到采纳,与会其他各方简单以政局不稳这个理由就驳回了中方的意见。所以,当1929年年末国民政府强行撤废领事裁判权的诉求再次引爆舆论场时,汤因比对中国人抗争治外法权的评议就颇为值得我们深思,这主要集中在《“秦”和“大秦”》一章。

汤因比发现,中国社会当时普遍认为土耳其能够最终废除“治外法权”,原因就在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没有争取条约国的同意,就单方面宣布了废除“治外法权”。中国跟土耳其有相似的境遇,仿照土耳其这样的先例,中国必定能完全摆脱西方列强施加到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可通过追溯土耳其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汤因比指出中国人的这种认识未免太过简单。治外法权在土耳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西方各国之所以发明条约体系,最早就是要用来辖制奥斯曼帝国。到十九世纪,当西方列强要打开远东的大门时,他们即以现成的“奥斯曼帝国协约”为蓝本,在中国也推出了跟在土耳其相似的政策。可是通过追溯中土两国的历史进程,汤因比认为,中国和土耳其的规模之别,决定了西方不可能像在土耳其那样轻易放弃在华的条约权力和财产利益。虽然废除一众“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最为迫切的外事需求,但是中国人理应认识到,治外法权在土耳其消失乃是土耳其与条约国协商的结果:从1914年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起,土耳其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跟西方各国作斗争,直到1923年的第二次洛桑会议,土耳其才最终跟西方各国达成共识。因此,他断定中方若要选择效仿土耳其,前路必然更为艰险。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国民政府直到二战结束前后方才跟各国全面达成协议来废除领事裁判权,至于完全摆脱西方列强施加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一直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汤因比有关中国的言论历来不同凡响,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往往容易招致他人质疑乃至批判的目光。不少中外学者都曾围绕汤因比的“中国观”著书立说。《中国纪行》作为汤因比唯一一部标题冠以中国之名的作品,无疑可为我们了解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提供一个极佳的切入口。然而吊诡的是,汤因比此书有关中国的章节只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左右。这固然会是为着结集出版旅行笔记而事出权宜,但通读全书我们又不难发现,中国某种程度上其实已被汤因比视作了一个象征。不论是文化上还是地理上,中国对于汤因比来说都远在天边。然而他终究不辞艰险,跋高山、履平川,于俯仰之间觅得我之所见。他都见了些什么?简单来说,他见到了旧世界的荣光,瞥到了新世界的希望。具体来说,他看到了法兰西的道路两旁沉寂的旧日时光,看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蓬勃的安卡拉精神,看到了伊斯兰世界面向“西方化”的浪潮谋求独立自主的雄心,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那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国。《遇见中国》是《中国纪行》第二十四章的标题,此时汤因比只不过刚刚抵达位于现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他在那里首次看到了作为官方语言使用的汉字,遇见了在各行各业打拼的华人。他断言称,马来西亚将来的命运将会掌握在华人手中,因为能够更好地适应热带环境,华人终将在与当地其他民族的竞争中以和平方式成为赢家。后来,当他游历至中国东北地区看到混居的日本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时,他再次认定此地终将为中国人所有,其他人都终将成为过客。何以如此?他的答案是:“或许在于中国并非(或者说目前尚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自身就包含着多民族、人种、语言乃至文化的社会。”换句话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不期而至的惊喜

《中国纪行》之中,汤因比如此这般对文明的关注、对时政的反思,散见各处。跟他的名作《历史研究》相比,《中国纪行》远不如前者那般享有世界声誉,但是,汤因比之所以来华考察,某种程度上跟他要完成《历史研究》这样的鸿篇巨制脱不开干系。细说起来,汤因比为了打造《历史研究》这种皇皇巨著可谓花费了大半生的心血。最早在1921年,他就已拟定了《历史研究》各部分的题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他的学术视野不再聚焦于希腊和古希腊文明,他的学术生涯波折横生,甚至一度面临严峻的职业挑战,但他却一直对完成《历史研究》锲而不舍。到访中国这一时期,汤因比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编撰当代国际事务年鉴。这个工作按照汤因比自己的说法跟撰写《历史研究》相辅相成:“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脚踩着过去与现在两条船。”如此这般的研究旨趣和学术理念亦贯穿于《中国纪行》全书。不过不同于《历史研究》的长篇大论,《中国纪行》以散文和随笔的形式先向一般读者呈现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研究视野。立足于实地考察,《中国纪行》具体勾勒了欧亚大陆不同文明面对“西方化”、“现代化”之时的遭遇和难题,并依托历史研究来透析不同文明如何因应时代的变迁,虽然只是一本旅行笔记,但它所讨论的话题却每每触及后来见诸《历史研究》的主题。对于每一位不忍掀开《历史研究》这本大书的读者来说,翻开《中国纪行》必将会遇到不期而至的惊喜。(刘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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